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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賢簡歷：1939年2月出生。曾任中蘇邊界談判辦公室科員、副處長；中蘇談判辦公室副處長、副司級參贊；外交部蘇歐司副司級參贊、副司長；歐亞司副司長、公使；駐俄羅斯使館公使；駐格魯吉亞大使；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

　　當年的中蘇關系和中美關系一樣，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系之一。許多中國外交官是這段往事的親歷者，李景賢大使就是其中一位。1963之后的30年間，李景賢一直在蘇聯——俄羅斯這個方向工作。中蘇關系正常化，是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段往事。

　　中俄“老死不相往來”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到蘇聯1991年解體，中蘇關系這段歷程有42年零86天。對中蘇關系的“四個十年”，李景賢的說法是：十年“親熱”、十年“冷戰(zhàn)”、十年“熱戰(zhàn)”、十年“回暖”。

　　新中國一成立，出于對國際形勢和國內需要的考量，就開始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蘇聯也因內政外交上的需要，給了我國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中蘇兩黨、兩國經歷了一個將近10年的友好合作時期。

　　但是，1958年接連發(fā)生的“長波電臺”、“聯合艦隊”、“金門炮擊”等突發(fā)事件，使得中蘇兩黨之間關系驟然起了變化。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中蘇關系開始惡化。到了1969年春夏，在中蘇邊界珍寶島等地區(qū)多次發(fā)生了武裝沖突，雙方都有傷亡。本是“雞犬之聲相聞”的兩個社會主義鄰國，卻“老死不相往來”很長一段時間。

　　中蘇關系惡化，使雙方都付出沉重代價。后來的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曾提到了這樣一個嚴酷的事實：僅僅在資源方面，蘇聯自身就白白消耗掉了至少5000億盧布，按當年的匯率算，幾近9000億美元之巨。

　　值得慶幸的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致力于創(chuàng)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特別是周邊環(huán)境。這就為我國調整對外戰(zhàn)略，包括緩和對蘇關系打下了基礎。與此同時，蘇聯方面也開始調整對外戰(zhàn)略，逐步緩和對華關系。小平同志緊緊把握住時機，對蘇聯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動。

　　勃列日涅夫的“絕唱”

　　1982年3月24日發(fā)生了中蘇關系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一天，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fā)表講話，向中方發(fā)出了改善關系的信號。他在講話中仍對中國進行攻擊，但明確表示，從未否認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反對“兩個中國”的提法；表示準備就改善中蘇關系問題與中方舉行談判。

　　26日，在外交部中蘇談判辦公室工作的李景賢一上班就得知，“鄧辦”來過電話，說小平同志指示外交部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作出反應。

　　當日上午，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舉行了一個新聞發(fā)布會。他說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講話，表示堅決拒絕其對中國的攻擊，強調要看蘇聯的實際行動。

　　三句話一講完，發(fā)布會就告結束。李景賢回憶說，當時記者們的臉上都露出驚訝的神情。有外電評論稱，對抗的中蘇兩黨兩國“似有和解的可能”，事情果真如此的話，“世界面貌就會為之改觀”。勃列日涅夫發(fā)表講話230天之后就去世了，所以這篇講話就被人稱為勃氏“絕唱”。

　　小平同志的另三個回應

　　勃列日涅夫“3·24”講話后，小平同志還作出了三大回應：首先，4月16日，小平同志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給勃列日涅夫傳口信。

　　其次，這一年夏天，小平同志邀請陳云、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到家里進一步商量對策。他提出，要采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方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系能有一個大的改善。但是，這種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方得做點事才行。“做點事”指的是蘇方要在消除牽制中蘇關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礙”方面采取實際行動，也就是“三個撤軍”：蘇聯勸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蘇方從中蘇邊境地區(qū)和蒙古撤軍，從阿富汗撤軍。

　　第三，在當年秋天，我方就中蘇關系正常化問題開始與蘇方進行副外長級的政治磋商。

　　對蘇“葬禮外交”

　　常言道，世事難料。同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突然因病去世。我駐蘇使館很快就收到了一條消息：小平同志決定派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作為我國特使到莫斯科參加吊唁活動。

　　14日清早，使館又收到了黃華特使發(fā)表的書面談話。原來，他乘坐的飛機起飛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指示立即發(fā)表談話，并直接請被海外華人譽為“大陸文膽”的胡喬木擬稿。胡喬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內容，很快就草擬出這篇書面談話。

　　李景賢說，當時他看到打印出來的這篇談話內容時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昔日被我方批判為“蘇修頭目”、“新沙皇”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如今卻得到了相當正面的評價�！罢勗挕狈Q勃列日涅夫為“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說他的逝世“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并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講話中表示將致力于改善中蘇關系”，中方對這些講話表示“贊賞”。這些提法與我外交部發(fā)言人7個多月以前所說的那三句話相比，又前進了一大步。這是小平同志的一個“大手筆”。老人家這是借悼念逝者之機，對他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也著眼于蘇聯老百姓，做蘇共新領導的工作。

　　“談話”還有兩個生花的妙筆。一個妙筆是，文內有這樣的提法：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后”，中蘇關系“惡化達到了嚴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是有意按下的一個“軟釘子”，暗示正好在這一時期執(zhí)政的勃列日涅夫，應對兩國關系的“嚴重惡化”承擔責任。

　　另一個妙筆是，“談話”末了有這樣一句話：“希望安德羅波夫總書記和蘇聯黨政當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蘇關系得到逐步改善。”這里邊一個“總書記”，一個“黨政當局”，暗含著對蘇聯共產黨執(zhí)政地位的重新公開承認。

　　11月14日中午，黃華特使飛抵莫斯科。在中蘇間人員往來長期斷絕的情況下，此舉在國際上立即引起廣泛關注，被稱為“鄧小平對蘇共新領導發(fā)動的一次‘葬禮外交’”。黃華特使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半時間，受到了超規(guī)格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