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周六在韓國慶州閉幕。各國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份額改革問題達成共識，會議商定將在2012年之前向包括新興國家在內代表性不足的國家轉移6%以上的份額，而中國所占份額將從第六位升到第三位。怎么看待中國在國際經濟領域話語權的提升？中央臺記者昨天（24日）就此獨家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

　　記者：中國這一次據說在IMF的話語權將由過去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您怎么看待這種話語權的上升，它對于中國來說，有什么樣的實質性的意義呢？

　　陳志武：這種變化肯定是非常好的，也是應該發(fā)生的，中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外貿國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特別是在對外投資，不管是金融投資還是實體投資，中國做的越來越多，所以它在IMF和世界銀行等話語權和地位的提升都是應該的，所以很高興看到這一點。但是在人才準備和領導階層，國家各個不同部委的知識結構、經驗、能力等各方面，應該要有更多的提升，更多的發(fā)展。

　　記者：我看到有一種觀點認為，中美之間的匯率之爭，實際上是一種話語權的博弈，您是不是也這么看？

　　陳志武：我覺得這種貿易方面的摩擦、你來我往的爭執(zhí)，都是很正常的。當然背后的原因都不太一樣，從美國方面來看，再過一個多星期，會有中期選舉，在這種競選的壓力下，用人民幣匯率作為理由，給中國施加更多的壓力，在我看來是很正常的。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也應該比較認真的看待這個事。

　　的確，美國的制造業(yè)的工作往其它國家轉移，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轉移到中國來了。象美國的伊利諾伊州、俄亥俄州等，原來的那些制造業(yè)，包括家具業(yè)的制造業(yè)的工作，基本上都跑到中國來了。這次金融危機期間和之后，盡管美國的GDP在慢慢復蘇，但是就業(yè)方面的復蘇相對來說是非常慢的。所以，在這個大的背景下，有來自于美國的選舉壓力，應該說是可以理解也是非常正常的。

　　但我覺得很多國家應該把關注的焦點從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轉移到別的方面，比如說，為了讓中國的出口產品價格能夠有所提升，最重要的辦法之一實際上是要把中國農民工和其他工人的權益保障問題要提到一個新的高度。更好的把工人的權利、權益回歸給他們，以這種方式使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提升，使得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提升得更高。以這種方式來促進中國產業(yè)的轉型和出口貿易結構的調整，我覺得比簡單意義上的讓人民幣匯率上升會更好。

　　記者：如果同樣從這個角度來考慮，中國集中精力解決國內經濟上的一些問題，是不是遠遠比爭奪國際話語權重要得多呢？

　　陳志武：當然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從中國的長遠利益出發(fā)，一方面在國內這些改革領域，要有更多的進展，但是在國際上，隨著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管是在全球金融體系里，包括主權基金、投資市場里，對境外投資、境外貿易等這些方面，中國很顯然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就要求在國際話語空間和新的世界貿易、非貿易的規(guī)則制定過程中，中國應該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起到更重要的作用過程中，中國政府應該對外交決策的體系做結構性的調整。過去中國的外交以國際政治作為主要考量，但是現在，中國在海外的貿易利益、商業(yè)利益遠遠高于在其它領域里的利益。在這種利益結構發(fā)生這么大變化的情況下，中國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我的理解是還沒有做足夠的調整——已經有所調整，但是還不夠，中國的商務部、央行等這些與經濟和貿易有關的部門還應該在外交決策中有更多的參與。（馮雅）